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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共同举办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即将于11月21日晚闭幕。
这是一场全国最高水平的竞技盛宴，历时13天，覆盖19城，1.4万名运动员为梦想拼搏。这不单是一场体育人的聚会，首次由三地联合主办的全运会，更像一把钥匙，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3个维度，打开了大湾区深度融合的新空间。
11月9日开幕式当天，维多利亚港的风吹起珠江的浪，站在横琴眺望澳门的灯火阑珊，五星红旗在粤港澳三地同步升起的46秒，已经定格成“一国两制”下体育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开端。
竞技场上的新人新势力
竞技场上，新人和老将共同书写着中国体育的生生不息。
有人初露锋芒。泳池中，18岁的张展硕豪取5金并刷新多项纪录，13岁小将于子迪打破尘封13年的亚洲纪录；田径赛道上，未满17岁的陈妤颉以11秒10创下亚洲青年纪录，成为全运会最年轻女子百米冠军；射击赛场，14岁的刘子扬、15岁的杜雨宸表现出超出年龄的沉着……
有人功成身退。36岁的巩立姣带伤实现铅球五连冠，嘱托后辈“以后就靠你们了”；37岁的乒乓球名将马龙第6次征战全运会，与团队站上巅峰；29岁的叶诗文在自己最后一届全运会圆梦金牌，寄语打破自己纪录的于子迪“遇到瓶颈，保持专注”……
港澳运动员也以历史性的优异表现，为本届全运会注入蓬勃生机。
截至11月20日，香港队斩获9枚金牌，创下奖牌总数新高：帆船运动员贝俊龙夺得十五运会香港首金；“小女车神”李思颖成为香港首位单届全运会“三金王”；何诗蓓、何甄陶在游泳池中劈波斩浪，夺得3金；七人橄榄球队更拿下全运历史上首个主场冠军；男子花剑团体则为香港获得首枚全运会击剑金牌。
在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看来，“多点开花”标志着香港体育选材体系正从“金字塔”向“梯形”转变，“过去我们只有少数顶端项目能冒尖，如今中间层的运动员也能通过全运舞台崭露头角，顶端也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多个项目齐头并进。”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及获得第四名的香港手球队，这是一个“草根逆袭”的鲜活案例——为了参加全运会，16人的队伍中15人辞职或办理停薪留职，可这支业余队伍却在比赛中与北京队、安徽队战至最后一刻，“香港精神”圈粉无数。
“我们的手球能和内地强队拼到差三五分，这就是全运会的价值，让香港民众认识到‘原来我可以’。”刘永松表示，对香港体育来说，全运会的定位应是“桥梁”而非“竞技场”，“内地的队伍可以成为我们‘够得着的标杆’，找准定位，能让更多项目看到希望。”
突破离不开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上世纪90年代，大批内地教练赴港执教，至今仍活跃在香港队教练岗位上，各项目运动员也因集训交流对不少内地城市有了更深入了解。
“把国际训练理念和内地的资源结合，这种‘中西合璧’是香港的独特竞争力。”刘永松表示，当前的任务是抓住突破时机，强化梯队建设，“何诗蓓之后有没有接班人？手球队员今后是否还‘训无定所’？这些都需要政策持续发力。”
本届全运会，澳门队在群众比赛空手道项目上摘得3枚金牌，取得里程碑式突破，其中郭建恒、郑沘珞和方文浩夺得男子业余组团体型冠军，为澳门取得参加全运会以来的首枚金牌。“大湾区给了我们更多切磋机会，三地联动让澳门运动员开眼界、长本事。”郭建恒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期待未来交流更加日常化，通过技术交流、友谊赛和青训联动，“让大湾区运动员变成一家人”。
一个场景颇有代表性：20日晚，36岁的“百米飞人”苏炳添拿起接力棒，在家门口完成“最后一舞”，而“苏炳添速度研究和训练中心”培养的首名运动员吕艳兰已站上跑道，成为首位进入女子100米决赛的澳门选手。传承，正在“一家人”之间发生。
从赛事突破到日常便利
“粤港澳三地联办全运会是‘一国两制’实践跨入新阶段的象征。”澳门城市大学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执行副院长李玺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以往“一国两制”更多强调“两制”差异性，此次联办则将通过赛事推动深度融合。
李玺表示，澳门此前常因与内地工作时间、文化习惯差异面临协作难题，“但全运会推动三地建立衔接渠道和协同机制，为后续合办赛事提供可借鉴的操作方法，也为制度改革创新奠定基础”。
资深赛事运营从业者李百知曾参与过多届大型体育赛会保障工作，他认为，此次“粤港澳三地联办”的特殊之处，就是要在不一样的环境里，把事情办得工整又高效，“和过去一个城市单独办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种特殊性在酒店接待、开幕式观众组织、志愿者管理等具体工作中尤为明显。
以2023年杭州亚运会酒店接待工作为例，只需遵循当地文旅部门要求，“从入住登记到安全检查，一套流程走到底就行”。李百知说，但此次三地联办，香港、澳门、广东各有监管规矩，仅酒店接待就涉及住宿安全、食品安全、结算方式等多重差异，“既得符合全运会的统一标准，又不能丢了各地的服务特色，这种复杂情况过去从未遇到过。”
跨区域调度是另一大难点。“以前开幕式观众从本地集合出发，路线设计、车辆安排都简单。这次要组织三地几万名观众跨城来往，得对接三地交通部门、安保人员，还要考虑不同地方观众的出行习惯，既要走得顺，又要让大家看得开心，不能因为地域不同出现衔接问题。”李百知坦言，这种跨区域、多主体的协同，对赛事服务的精细化程度提出了远超以往的要求。
此前，十五运会组委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跨境办赛展现了粤港澳三地共同承办十五运会的特色，是本届全运会的最大亮点，“粤港澳三地通过协办跨境项目，开展了三地共同推进、共同协作的竞赛组织方式，加强了香港与其他大湾区城市，以及内地其他地区的体育交流合作。”
深圳湾口岸是全亚洲面积最大的综合性陆路口岸，日均客流量达13.3万人次——此次全运会历史上的首次跨境马拉松便要求运动员穿越深圳湾口岸前往香港。
深圳湾边检站政治处副主任黄钊介绍，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主办方采用独特的“前置查验+闭环管理”模式，同时利用定位手环和人脸识别技术帮助选手实现无感通关，确保比赛零延时。而比赛中采用的生物识别技术已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深圳湾口岸已率先启用智能快捷通道，即‘刷脸通关’，这一技术在深圳市其他口岸也在逐步推广，极大方便了市民的日常往来需求。”他透露，“深圳边检总队将总结此次十五运会的赛事保障经验，并推广至更多跨境赛事中，助力打造粤港澳新的竞赛名片”。
除马拉松项目外，本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男子个人赛首次利用港珠澳大桥作为赛道，串联起粤港澳三地，成为十五运会首次也是唯一一项联结三地的标志性赛事。
“我最关切的就是跨境赛事的突破。”李玺以港珠澳大桥为例，大桥人工岛曾因“证件使用”等问题，长期无法作为赛事或旅游场地对外开放，“这次全运会居然实现了‘刷脸通关’，让运动员和相关人员无感通过，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这种突破为后续民生协同提供了样本。“港珠澳大桥的管辖权、证件使用等问题，本质是制度衔接的难题，全运会用‘实际需求’推动了堵点解决。”李玺认为，随着“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粤车南下”政策的推进，跨境赛事的经验可以复制到要素流动中，“未来普通居民或许也能像运动员一样，享受更便捷的跨境出行，真正体会到大湾区‘互联互通’的红利”。
刘永松则将目光投向群众体育与产业发展。“国际大型赛事的热度通常只能维持6个月，我们要做的，是把赛时的‘热闹’变成赛后的‘常态’。”他建议，可依托港珠澳大桥等标志性地标，打造常态化跨境赛事，“大桥头尾刚好50公里，不管是马拉松赛事还是自行车赛事，这座桥都可以成为地标性赛道，本身就能‘讲好故事’。”他认为，将体育与旅游、文化结合，打造“文体旅”新模式，是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广东制造、香港服务、澳门体验
十五运会香港赛区，香港手球队、七人制橄榄球队、击剑队的亮眼表现，将“香港精神”注入赛场，而这些热血时刻的发生地——香港启德体育园，其前身只是1925年投入运营的启德机场北停机坪。
香港特区九龙城区议员关浩洋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这座曾因飞机低空掠过楼宇的镜头而成为经典地标的机场在1998年停运，后经多年规划，香港特区政府于2007年公布《启德发展计划》，将其重塑为综合发展区。其中，今年3月启幕的启德体育园作为本届全运会香港赛区多个项目的赛事举办地，“希望用目前香港最先进、最大的体育建筑来迎接全运会，向全国人民展现香港体育的进步。”
“很多观众在红馆看完篮球比赛、在启德看完击剑比赛后，可以直接返回深圳、广州，虽不过夜，但餐饮、票务等消费已切实拉动当地经济，这种‘跨地域消费’正成为大湾区生活常态。”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朱兆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赛事将有效带动旅游会展、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全运会正推动三地“体育+”产业深度融合。
对于体育产业，刘永松认为大湾区有“互补共赢”的巨大空间。“香港缺场地，深圳、广州有；内地缺国际化运营经验，香港能提供。”他表示，当前大湾区还有许多未被挖掘的发展机会，这为年轻人创业、就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以往部分香港人对内地的认知不够全面，通过全运会，香港年轻人能接触到来自不同地区的运动员，了解他们的背景与故事，同时也让内地同胞更深入地认识香港”——加深了解，年轻人便更有“发光发亮”的可能。
对于澳门而言，联办既凸显优势，也化解了挑战。“澳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土地狭小、场地有限，但通过三地项目整合，我们把适合小空间的项目放在澳门，同时发挥‘好客友善’的特色和国际旅游目的地的优势，让观众在观赛之余体验大赛车、美食节等活动。”李玺举例称，澳门高校发动大量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居民主动展现热情接待态度，“这种‘以长补短’的安排，让澳门的竞争力在协同中得到释放”。
一直以来，澳门旅游以历史观光、美食和博彩作为发展的核心标签，但全运会推动其向“体育+旅游”多元模式转型。“体育在澳门旅游中早有角色，比如格兰披治大赛车本身就是体育赛事，还有专门的赛车博物馆，但全运会进一步强化了澳门‘体育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李玺指出，澳门特区政府近年推动“1+4”产业结构，鼓励博彩企业将资源投向文体活动，“网球赛、卡丁车赛、排球赛等项目的累积，正在让体育旅游被更多人熟悉”。
十五运会期间，第72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同步举行，4天共吸引11.6万人次到场观赛，同比增长近15%，创近年新高。
在赛事运营专家任俊燊看来，“广东制造、香港服务、澳门体验”这种资源互补模式，真正扩大了大湾区群众体育赛事的专业化、国际化范畴。
例如，广东的智能场馆、体育装备是优势，很多新建场馆赛后直接对社区球赛、业余马拉松开放，配上本地产的专业计时设备、防护装备，“硬件直接拉满”；香港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把他们办国际赛事的流程规范、志愿者培训方法搬过来，变成大湾区群众赛事的统一标准，以后哪怕是社区球赛，报名、检录、颁奖都按专业规矩来，避免乱糟糟的景象。”任俊燊说，这种合作有望让群众赛事都能享受“准专业待遇”。
若想让大湾区体育多与国际接轨，“全运会的办赛模式刚好搭了桥。”任俊燊表示，澳门本身是旅游城市，可以把群众赛事和景点、会展结合；香港能对接国际体育资源，可以将业余国际积分机制引入群众赛事，“普通人在家门口比赛也能拿国际认证，还能通过香港的渠道让武术、醒狮这些特色群众赛事被全世界看到。”
更重要的是，三地办赛模式需要打破地域壁垒、资源互通，“广东的场馆对港澳赛事开放，香港的教练来内地教学，澳门的旅游资源配套跨城参赛，三地资源循环使用。”任俊燊建议，要一起建立志愿者、裁判人才库，甚至能通过广东的科技系统、香港的赞助资源、澳门的旅游消费实现自给自足，形成良性循环。“三地联办全运会可以视作区域体育产业从‘各自发展’到‘一起进步’的转折点”。
始于全运会 不止全运会
“这次把击剑、场地自行车、七人制橄榄球等8个香港队擅长的项目放到香港赛区，既是对我们的支持，也让我们积累了大型赛事筹办经验，这是非常宝贵的。”朱兆麟表示，对三地联办模式的探索，正是为了向全球展示“一国两制”在体育领域的独特优势，甚至为今后粤港澳联合申办奥运会奠定基础。
如何让全运会的融合效应得以持续？朱兆麟提出“要建立长期愿景”，先尝试大湾区的单项跨境赛事，再逐步推进湾区联赛，最终朝着申办亚运会、奥运会的方向努力。在他看来，大湾区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独特优势：“首先是人口规模，稳定在8000万以上；其次有制度优势，香港是全球唯一实施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的地区，澳门则能对接葡语国家资源，这些都能为体育外交提供助力。”
“这届全运会最核心的创新，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把香港、澳门与广东9座城市的‘不同’合成‘共同’，硬件我们不缺，人力、专家也足够，最难也最关键的突破藏在行政流程与法律程序的磨合里。”刘永松一语道破跨区域办赛的核心挑战。在他看来，全运会的自行车赛和跨境马拉松赛已经探索了初步解决方案，“但未来还需要更系统性的突破”。
刘永松以奥运会举例，“奥运会期间，会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涌入单一城市，这将对通关效率提出严峻挑战。”在他看来，“需要技术优化加快通关效率，最重要的是两地制度能否真正‘焊接’——比如内地与港澳的法律认证、行政流程如何统一标准，这届全运会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对于大湾区的申奥愿景，刘永松充满期待，但他也强调定位的重要性，“北京已经是唯一的‘双奥之城’，大湾区办奥运就要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下的融合力量。”他表示，“全运会只是起点，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大湾区体育人’的身份认同感，刻进每一场赛事、每一次交流里。”
在李玺看来，全运会对澳门的意义远超一场赛事，“它让澳门更清晰地看到自身在大湾区中的定位，也为‘一国两制’下的体育融合提供了范本。只要抓住‘融合’这个核心，短期热度就能转化为长期发展的动力，让澳门在体育与城市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朱兆麟相信，“全运会只是一个起点，只要三地坚持‘共同发展’的愿景，持续深化协作，就能让体育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长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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